财联社（上海，记者 徐红）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我们起步较晚的新药研发自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时间内就跟上国际水平。不过，这一条追赶之路上每一小步的前进却仍然能让人清晰地感受到。

曾经，每每谈起中国的新药研发，大家最常问的便是“中国是否可以有自己的原创新药”？此后，随着一个个原创新药如埃克替尼、阿帕替尼、西达本胺、安罗替尼等在国内的获批上市，慢慢地，这个曾经被问了一遍又一遍的问题也开始变了...

“与跨国药企的那些重磅炸弹相比，中国为什么迄今都没有一个新药的销售额可以达到10亿美元级别，甚至连5亿美元都很难？”

“为什么中国目前还很少有新药研发公司会把国内的临床数据拿到国外去申请上市？”在今年9月底于苏州举行的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上，有投资人提出了这些新的疑问，也引起了在场听众的深思。

中国新药是否也能“出海”？中国新药离世界新药又到底有多远，难道真的是天差地别，不可逾越的距离吗？并不是。

11月15日，百济神州 （纳斯达克代码 : BGNE；香港联交所代码：06160）宣布，公司旗下BTK抑制剂—BRUKINSA™（英文商品名：BRUKINSA™，通用名：泽布替尼）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加速批准，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至少一项疗法的成年套细胞淋巴瘤（MCL）患者。

“这是零的突破！是全球癌症患者的福音，更是中国新药研发的里程碑。泽布替尼成为第一个在美获批上市的中国本土自主研发抗癌新药，改写了中国抗癌药’只进不出’的尴尬历史。”《人民日报》文章如此评论称。

值得一提的是，FDA批准泽布替尼用于复发/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的治疗，是根据一项关键性2期临床试验的数据和另一项全球1/2期临床试验。而其中这个关键性2期的临床试验，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科主任朱军教授及其团队牵头主导，代号为“BGB-3111-206”，是完全在中国完成的一项临床试验。

所以，泽布替尼也可以说是中国加入ICH之后，首个主要依靠中国的研究数据，在国外获批上市的中国新药，说明中国临床试验的质量获得了国际认可。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加入ICH以后，“出海”已经成为本土新药研发公司的必由之路，而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这是因为中国加入ICH以后，外资产品进入中国的速度加快，相对地，咱们国内企业拥有的市场就在缩小，所以必须走向世界，否则企业无法做大做强。” 方恩医药董事长张丹博士曾在多个场合这样表示。

然而，泽布替尼的案例或许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中国新药如果要走向世界，临床试验质量这一关能否走好也很关键。

加入ICH，打开中国新药研发国际化的一扇大门

中国于2017年6月正式加入ICH。ICH（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zation）即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其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各成员国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和审评的标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的实验，包括临床实验、临床前动物试验以及生产稳定性试验等，然后不同国家之间能够互认研究数据。

所以，中国加入ICH之后，与其他成员国之间互认研究数据，这不仅可以加快进口新药在国内的上市，满足患者对全球新药的需求，在另一方面也能推动国内新药研发的国际化，“让中国新药可以以较低的研发成本、较快的速度成批量地进入欧美市场。”方恩医药董事长张丹博士告诉记者。张丹博士担任国际ICH E19 IFPMA专家委员会组长，NMPA ICH工作组专家，对ICH的要求，以及中国加入ICH给国内医药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都有着深刻的认识。

“不是每个中国新药研发企业都有那么强的资金实力，都可以在美国做大型III期临床试验，但我们可以在中国做，并且在这里我们有着巨大的病人资源，可以将这个临床试验做得很快。这就是我们加入ICH的意义，如果我们能把国内巨大的病人资源能够转化成符合ICH标准的高质量临床数据，再用这些数据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全球市场，这个成本会更低，速度也会更快。”张丹博士又解释道。

不过，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自中国加入ICH之后，进口新药的确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连登陆中国，但我们却没有那么多“泽布替尼”可以拿着优质的中国研究数据，去海外争取“突破性疗法认证”，通过特殊通道快速获批上市。

有最大的临床试验人群，却没有高质量的临床试验数据

2015年07月22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发布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2015年第117号）》，这一次的临床试验数据核查意义重大，因此也被业界称为“722惨案”。最终的自查核查结果是超过80%的注册申请主动撤回，涉及的企业有不少还都是国内药企中的佼佼者，比如恒瑞医药、贝达药业、华海药业等。自此，每当谈起中国临床试验的质量与水平，很多人能想到的第一个词总是“数据造假”。

但在张丹博士看来，中国临床试验质量的现状绝不能仅以“造假”两字来形容，而中国新药目前仍很难以中国研究数据申请海外上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中国在成为ICH成员时曾承诺，加入的第一年将率先遵守三个指南要求，即E6，Q1，Q7。其中E6是是关于临床方向的一类指南，其他E系列指南均以此为基础制定，它阐述了如何进行临床试验，包括伦理申报、临床试验运行、临床数据采集处理等。

“中国加入ICH是‘有条件’加入，这也意味着中国并不会马上达到ICH的所有要求，而是会有个缓冲时间，先加入，再慢慢达到所有要求。事实上，仅从临床试验水平这一点看，在加入ICH以前，中国在临床试验机构管理、临床质量管理标准、临床试验的关键技术环节等多个方面与国际标准都相去甚远，需要逐步提高完善。”张丹博士告诉记者。

“就拿临床质量管理标准来说， 在加入ICH以前，我们国家有自己的一套关于做临床试验过程中出现不良事件和严重不良事件的汇报及处理体系，这套标准体系无论是在汇报时限，还是在对不良事件及严重不良事件的定义，以及对事件的处理等各个方面，都完全和国际不接轨。要知道，我们做临床试验的目的之一就是评价安全性，但我们的安全性标准和国际不接轨，所以中国的研究数据就没办法拿到国际上用。”张丹博士举例称。

“另外，在我们国家，无论是做新药还是仿制药，现在都不要求采用中心实验室， 但如果不用同一个实验室来统一对受试者做生化、血液、病理、影像等检测的话，你又怎么能保证你的临床试验病人入排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在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任何临床试验都需要有经过国际认证中心实验室。”张丹博士继续道。

“有些人觉得中国的临床数据不可靠，其实这不是造假造成的，而是技术细节的不严谨造成的。”他说，“这里有历史的原因，我们很多临床都是在旧的非ICH的标准下进行的，这样产生的老数据现在要拿去国外自然是经不起稽查的。”

不过，这些技术及标准上的差距也不是不能填补。据张丹博士称，最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一大亮点就是“全面向国际ICH标准靠拢”，比如取消GMP认证、不再强调要求临床试验机构必须取得GCP预认证等。

“总之，新药品管理法以及一些配套相关草案的出台，有望大幅提高国内临床试验数据的质量，因此预期也会有越多越多的企业有可能用中国的数据到全球申报产品上市。保守估计，这也就是未来3、5年的事了。”张丹博士说。

人才关，也要过

当然，除了技术、标准等因素外，中国的新药临床试验水平的提高还有赖于其他多个方面。

国投创新医疗健康首席科学家何如意博士在接受财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因为中国以前一直以仿制药开发为主，而仿制药的研究以CMC（药品的化学、制造和控制）为核心，临床试验只要完成生物等效性试验（BE）即可获批上市。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并没有很大的新药临床实验需求，“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可以说才刚刚起步”。何如意博士曾在美国FDA工作了17年，主管消化系统胃肠道类药物及罕见病药物的临床审批，后以“首席科学家”身份加入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在IND/NDA方面经验丰富，对中国临床实验的现状也了解颇深。

“所以中国的临床试验研究者（Principal Investigator，PI）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培训，也没有很多的新药临床试验经验，在中国，一个新药临床实验要找到好的研究者还很不容易，这样的人才很稀缺。”何如意博士表示。“另外，在临床实验基地方面，由于以往也是以做仿制药的BE试验为主，所以新药临床实验的基地配套人员也不足，都在学习阶段。”

“不过，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很快会得到改变。比如现在我们的新药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会以免人种差异试验等条件鼓励国外新药的II期、III期临床在中国的试验基地进行，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让中国的PI、中国的临床试验基地加入国际多中心大临床这样一个合作中来，以此带动中国临床实验室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也是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曾经走过的历程，现在他们的PI已经拥有很牛的国际地位，相信假以时日，我们一定也会赶上。”何博士补充道。

张丹博士同样对记者谈到了国内新药临床试验人才的薄弱问题，他并认为，中国新药临床试验人才基础的薄弱，与人才培养体系的不健全亦有关。“特别是临床试验设计人才这一块，我们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大学会去做系统的培养，对监管人才的培养也很少，总之，我们临床人才的来源相当无章法。”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