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美银行业危机的爆发和国外高财富人群信任的转向，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富豪的“新宠”，两地家族办公室的数量也发生了井喷式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境内高净值人群面临日益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需求，跨境投资成为其促进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途径。然而，无论是本土机构还是海外资金，在进行跨境投资时都面临语言文化的不同、市场规则的差异及资产调研的困难度，需要大量的投资实践总结与经验积累方可在境外资本市场游刃有余。

在此大背景下，由财联社与上海信托联合打造的高端对话栏目《财见》于12月1日正式播出第二期。本期节目以“金融创新与跨境投资，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前沿实践”为主题，并邀请了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以及德勤私人客户服务北方区主管合伙人王欢展开深度对话，从投资策略、税收政策、风险识别等视角洞察跨境投资的前沿实践。

当前，国内外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经济形势，都处在较为复杂的阶段。对于中国境内的高净值人群而言，在进行跨境投资时不仅要考虑投资回报率，更需要识别风险。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表示，相比于发达国家，更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相对不完整、不健全，当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财富效应扩大后，金融市场就会成为其短板，这时就更应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

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的财富？谭雅玲强调，现在市场的信息过于繁杂，击鼓传花的效应较为突出，而这背后，恰恰正是市场真实性的部分缺失。所以，高净值人群首先需要学会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合理评估各类信息，探究背后的真实逻辑，并有效识别风险。其次，跨境投资需要一定的专业度，投资者需设定合理的投资目标。“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往往是，投机欲望太强，却忽略了真正的目标。”

德勤私人客户服务北方区主管合伙人王欢则表示，在进行跨境投资时，除了要在投资策略和方案上下功夫，税务事项及风险也不容忽视。对于身份较为复杂的高净值人群，最重要的就是税务居民身份的判定。

我国的居民纳税人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有住所个人，一类为无住所个人。有住所的个人，需要全球收入在中国纳税，而无住所的个人，则需要判定居住时间。“无住所个人只有在中国当年居住满183天，才算是中国的税务居民，而且现在税法还给了进一步的规定，即使当年居住满了183天，但在中国居住时长没满6年，那这部分无住所个人的境外所得，若不是由中国境内机构和个人支付或承担的，也不需要交税。”王欢强调，“所谓住所，其实就看你跟中国的绑定性如何。”

王欢建议，高净值人群在进行资产传承时，一定要注意税务申报的合规性。另外也更建议能够利用资产管控平台去集中管理资产，如高净值人群在中国香港或新加坡进行投资时，通过家办等模式操作，在符合税务架构的要求下，可享受部分当地的税务豁免。“当然，投资架构的搭建并非一劳永逸，税法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行更迭和变动。我们需要根据当下的税法规定，随时重新审视整个架构。”王欢如是说道。

在谈及香港与内地投资机制和理念差异时，谭雅玲说：“我们过去与香港缺少了互动、联动，香港是自由港，内地是正在开放的市场，如果两者有效结合，对外我们可以站稳，对内我们可以突破，这是一组互补关系。这次的中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就有提到，未来我们要把香港的事用足、用好，把上海的事做好、做强，这不仅对实体经济有益，对人民币真正实现可兑换和国际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和平台。”

而对于中国香港与新加坡之间所面临竞争与合作，谭雅玲坦言，中国要做好的是香港，而对新加坡则是以和平、友好和合作的姿态去面对。“眼下，新加坡已经被世界认可为第三级的外汇市场和第三级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如果未来我们能把中国香港的布局和改革，以及与内地的互动做得更好的话，中国香港还是会回归到超越新加坡的位置。当然，我们也希望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做得更好，如果未来日本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再做起来，加上中国香港和上海，亚洲板块就有了四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世界的均衡发展可能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