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的写作历程比较有趣，他一个从通俗历史作者进入严肃历史学的学术殿堂，师从于葛剑雄老师，也问学于戴逸老师，脚踏通俗历史和严肃历史两块领域，这是了不起的机缘。他写过很多好书，切入的角度都很好，抛弃掉陈旧的历史观，很早就开始研究经济生活、王朝财政等，自觉地从小的角度进入一个王朝的侧面，推断兴亡的规律。他之前写的书，写清朝、明朝、乾隆、曾国藩，从人出发，讲断代史。本书可能是他第一次写通识，显示了比较谦虚的态度，起名《简读中国史》。

本书主要讲世界坐标下的中国。读这本书可以参考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世界通史》、赫拉利的《世界简史》、格鲁赛的《草原帝国》以及《地理与世界霸权》《游牧民的世界史》等，这些书代表了西方历史学界近百年来的主要理念，比如地理决定论、技术进步推动文明严谨、全球文明碰撞（如战争）推动区域文明进步等等。这本书也是这样的思路，书里提纲挈领的梳理中国历史和总结中国历史规律的几个大脉络。

第一条脉络，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这是中国人很自豪的一个热议话题。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在世界古文明历史中，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是由于地理隔绝，与其他几大文明比如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不同。他们大多坐落在地中海周边，地中海风平浪静，像一个超大的内湖，这些文明栖息在湖边，坐船很容易就到达，贸易，打仗，交流，让他们串联在一起。而中华文明呢，西边是喜马拉雅山，东边是太平洋，北边西边是沙漠与草原，南边是大海和热带雨林，只有西北角有一条通道，被称为文明小径，也叫丝绸之路。

地中海是古文明最好的栖息地，而且由于交通便利，文明之间的交流频繁

这种地理上的隔绝有几个影响，一个是它不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去年良渚文化申遗成功，媒体报道把中华文明上推了两千年，实际即使是五千年的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时间上也差了不少。这个毋庸讳言的，因为根据科学研究，所有人类都从非洲出发，从西往东走，必然会造成东亚这块土地上的人类，是经过漫长的迁徙才到来的。

最早的人类从非洲向东出发，经过数万年的迁徙，到达遥远的东亚

另外一个，中国的地理隔绝，让黄河中下游特别适合农业文明诞生和成长。我出生在北方中原，我们村子里的庄稼地分两种地，一种是淤地，一种是沙地。淤地种麦子产量非常高，亩产八九百，风调雨顺了上千斤，沙地适合种红薯和花生。沙地松软到了我拿根棍子往下一戳，就能种下一棵红薯苗，根本不需要锋利的农耕用具。黄河中下游太适合早期农业了，可以让农业文明很从容地生长，并且形成农业文明为根基的帝国。

这种地理上的隔绝，保证了外来的毁灭性的战乱比较少，可以比较一下其他几个古文明，他们的文明为什么没了？处于四战之地，特别容易就能到达，随着生产力和交通工具、作战工具的进步，再辅助以内乱，一个帝国的政权很容易变得虚弱，容易被攻下来。如古埃及，它最初有封闭性，当人们都不会骑马的时候，很难被外来部落到达。又有尼罗河哺育，它就有一段特别漫长的安静的发展时期，孕育出那么灿烂的文明。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从非洲北部登陆越来越简单，它就变得很难防守，就像我们河南。

中国可以看做一个大盆，盆子底部的中国可以打得很热闹，但外部想攻进去并不容易，最主要的威胁其实就来自于北部的游牧民族，打了几千年还是那片草原、那些邻居的子孙，所受到的威胁和古罗马帝国、和西亚，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埃及的人种都被换了，它被无数政权统治过。

第二条脉络，中国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

这个早熟，还是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包括中国后来的稳定，也是因为地理环境的优越、隔离和半封闭。在文明基本成熟以后，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周边的民族在生产力和文化方面的普遍落后，使中国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战普遍不大，从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的动力，缺少剧烈变革的压力，也缺少畅通的渠道。可以想象，如果有古希腊、古罗马或者阿拉伯作为邻居，并且每过百十年就打上几个回合，中华文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中华文明开始的比较晚，在五谷六畜里面，猪狗鸡驯化的很早，但是像羊牛马，这样吃草就能长大，并不消耗人类本身资源的牲畜，是从西亚那边过来的，包括小麦这样与黄河流域天生绝配的农作物，也是西亚过来的。特别重要的青铜器，也不是我们的独立发明，从西边过来的。包括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最重要的战车，同样从西边传过来的。

晚归晚，在文明竞争中，也有后来者居上的特点，这些农业、军事工具到了我们这里，迅速地到达一个巅峰期。青铜器不是我们独立发明的，但是商、西周的青铜器的工艺之复杂、铸造之精美，在世界文明中遥遥领先，谁也比不了。

再比如说战车，战车太适合中原了，战车的大规模引用、骑兵作战大规模引进，就会导致像晋国、赵国、秦国等国家迅速崛起。那些生产力和文明未必发达的政权，利用军事技术上的单点突破，他们更靠近西部和北部，处于外来文明传入的上风口。秦朝就是利用这种便利，军事上首先崛起，统一六国之后，建成统一的帝国。中原形成是帝国的熔炉。

在战国时期，秦国地处西陲，文化与生产力落后，最终实现了对中原的逆袭

第三条脉络，中国历史的两头是剧烈变化，中间是稳定循环。

第一个剧烈变化是周秦之变，从周朝的分封制，转变到秦朝的郡县制，从类似于欧洲的君主和贵族那种模式，转变到大的统一政权，这在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第二个巨大变局是现代化之变，晚清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头之间是不断的王朝建立、走上巅峰、发生内乱、走向衰落的过程。

周秦之变是封土建国的小诸侯被兼并，小的自治体被打散，形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帝国的特点是帝国的权力能一竿子插到底，捅到社会的最底层，国家直接控制每一个人。国家对老百姓的资源的汲取能力空前提高，因此也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

从秦朝到清朝，这两年前的时期，一直是这么一个大一统的模式。两个大一统朝代之间的散乱状态，虽然持续时间也很长，但仍然是过渡地带，是帝国打散与重组的过程。草原文明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往往不是摧毁性的，而是新鲜血液的注入，是变革动力的给予。草原文明并没有力量完全统治农业文明，因为当草原文明政权离开草原，到达无法牧马只适合耕种的黄河流域，就要么破坏一番退却，要么不再是自己，失去了本族的生命力，更遑论到达水道纵横的长江流域。

两千年前的中华帝国模式，在世界其他的政治体绝无仅有，也导致了中国社会强大的动员能力。这种权力运作方式听着似曾熟悉，其实到现在我们也是这么干的。中央可以直接干预到社会的最底层。从这场疫情中，我们还能看到这种能力的施展。

那么为什么从秦朝到清朝之间，会形成一个王朝的循环和兴替？王朝建立一两百年之后，就会官逼民反，民不聊生，整个王朝的统治体系会变得臃肿腐败不堪，对老百姓的汲取让他们无法忍受，而那些皇帝们也会从开国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中兴，到末路，就会出现农民起义，被新兴的王朝取代，这样一个循环。张宏杰认为原因最重要的就是郡县制，政府对资源的无控制的汲取的能力，导致崩溃。

第四条脉络，在一头一尾的剧变中间，长达两千年的循环，这个演进其实也是一种进步。

但不是生产力的，而是统治的手艺的提高，统治技术在不断演进。总的趋势是皇权越来越重，相权越来越轻。总体导致王朝越来越趋于专制。宋朝的相权很重，皇帝垂拱而治，它的王朝相对比较稳定，整个宋朝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农民起义。但它的资源动员能力不行，面对外患战斗力不足。

第五条脉络，边疆和中央的关系。

也就是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关系，或者叫游牧政权和中原帝国的关系。这个领域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新兴的政权，几乎都起于边疆地区，这个边疆是相对于中心和中原。比如夏、商、周、秦。

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往往讲的是先进战胜落后，有道伐无道，吊民伐罪，好政权代替了坏政权。但实际上商对于夏，商是一个蛮族，在夏的边缘的地区。相对于商，周也是一个蛮族，别看周后来特别有文化，礼仪之邦，实际上周是西蛮夷，也有学者说是北狄中的白狄。秦相对于齐鲁，它有蛮族的特质。看大秦帝国，秦人受西边的落后民族、草原文化影响极深，秦人耿直，死脑筋，有殉葬的陋习，芈月传里也讲过，母系权力大，都是这个特征。

但文化和制度的边缘政权，容易接受新的制度，容易进行改革和新的组织方式，从而对中原有一个逆袭。这种中央和边缘的关系，在汉以后还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几乎都是东北的少数民族取得政权，占据半壁江山，或者统一中国。如鲜卑的北魏、契丹的辽、女真的金、蒙古的元、女真的满清。

曾经有本书介绍，纯游牧民族也很难征服中国，最厉害的是一半受了汉化，一半还保持着渔猎的文明，如辽和后金，已经引用汉人做农业，做工匠，打造兵器和生产工具。而且建立了两套体系，分别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进行双体系管理，既不畏惧农业文明，也对掌控草原得心应手，他们比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只会劫掠的就高明很多。东北那块黑土地，既能渔猎，又能农耕，还能拥抱草原，确实是得天独厚的龙兴之地。

我们以前从中原文明和草原文明的对抗关系上来讲这件事，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按照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讲的那样，隋唐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实为汉文明衰朽之躯，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而且还带来了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

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对抗性关系，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主旋律

根据前面所讲，中国是古文明里最封闭的文明之一，当然不是最封闭的，最封闭的是南北美洲，玛雅文明，整个美洲连马都没有，连车轮都没有发明，他们的神殿等古建筑都是用人力拖。

玛雅文明是文明史上最隔绝的古文明之一，至今已经完全消失

当这种地理隔绝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比如美洲，比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比如澳洲，他们的本土文明就会止步不前，甚至停留在蒙昧状态，像一个停滞的古文明博物馆，因为与外界缺少碰撞交流，缺少先进文明的冲击与改造。

半封闭好就好在这儿，一方面不会受到致命的摧毁，另一方面又不会完全中断文明的交流，这一点既是中华文明之幸，换一个角度也是不幸，因为会进步比较缓慢。可以想一下，马牛羊除了这些，小麦，胡萝卜葡萄核桃黄瓜香料胡椒等，都是西边来的。丝绸之路凿空之前，中原人的餐桌是非常贫瘠的。

还可以想一下，佛教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有多大。诸子百家之后，经过秦朝焚书坑儒和汉朝罢黜百家，我们的文化其实挺单调的，繁琐的礼仪，无趣而又单调，儒家文化框住了老祖宗的活力和生命能量。印度佛教来到中国之后，经过中国化，对中国文化的全面改造。如果没有佛教寺院佛窟，和佛教影响下的道观，我们的古建筑还剩下什么？除了佛教壁画造像等，我们的美术还剩下什么？我们的汉语词汇会缺少多少？包括像王维李白苏东坡王阳明李卓吾，看看中国的顶级知识分子受到佛教的影响有多大，就会知道佛教对中国文化的繁盛、搅拌、推动，起到了多大的功劳，对中国人心灵的改造和教化有多大。

美轮美奂的龙门石窟，是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的最好见证

《简读中国史》除了对文明脉络的分析，还有不少有意思的题目，比如夏朝为什么产生在河南，中国文明起源的世界性因素、中国文明的性格、贵族文化的黄金时代、乱世的活力、秦国崛起的秘密、中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分裂、秦代对周朝的重大升级、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丞相名称背后的权力演变、封建和郡县的两千年争论、中国和欧洲的两千年交流，中国古代对商人的防范，中国古代和欧洲城市的比较等等。

张宏杰的《简读中国史》有助于读者换一个角度看历史，而且有助于读者改变一些观念，就是一个王朝是因为奸臣太多崩溃的，或者腐败导致崩溃的，不少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司马光甚至近代的蔡东藩等，多是从人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历史，从儒家道德因素来解释。但现代历史学告诉我们，有时候一个王朝崩溃是经济因素，气候因素，或者邻居突然崛起，或者别人突然有个新技术，而导致一个朝代突然落后了。

总之，可以把《简读中国史》看成一本很棒的历史科普书，很值得向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