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表示，科技向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世界各国要共同维护基础设施的安全可靠，坚持科技伦理，打击网络不法行为，真正保护公平竞争和推动创新，合理界定数字产权，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

什么是“鲍莫尔病”？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在一篇论文中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一个是进步部门，另一个是停滞部门。基本的结论是，进步部门生产率的过快增长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生产相对成本不断上升。如果停滞部门的产品需求完全无价格弹性，那么劳动力将会不断从进步部门转移至停滞部门，从而拖累整个国家经济增速逐渐变为零。

在鲍莫尔当时看来，工业部门是模型中的进步部门，而服务部门是停滞部门。在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工业化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面临着工业产值占比减少，而服务业产值占比增加的情况。因此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很快就被学术界用于分析产业结构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关系。以至于在讨论产业发展路径时，很多人用这个模型来解释服务业占比增大后会带来一些弊端。中国目前的情况与这个模型的基本假设很相似，也出现了服务业产值占比增加，而工业产业占比减少的情况。

那么，“鲍莫尔病”是产业发展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吗？从实践来看，并不是这样。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爆发，这种高效率的现代服务业带动发达国家走出了80年代的经济滞涨。至此，“鲍莫尔病”被认为是可以治愈的，其中的关键是要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

中国目前的策略也正是这样。一方面，为了避免制造业空心化、发展高端制造业，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等计划。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推动信息技术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并且期望通过工业互联，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反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通过发展信息科技，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中国未来也将和发达国家90年代中后期一样，克服“鲍莫尔病”。

认识到了这一点，将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立起来的看法，就显得有些“民科”和多虑了。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政府针对互联网等服务业领域进行整顿，有一种担忧开始逐渐蔓延：为了发展先进制造业，政府是不是要打击服务业，进而把资本和人才引导到先进制造业中？

这种理解，不仅与事实不符，也与产业发展的整体规律相悖。从全球来看，中国对互联网企业的包容度是非常高的。最近这些年，互联网平台企业出现的垄断、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越来越突出，成为社会民怨所在，政府当然要对此进行整顿。但整顿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击服务业，也不是将它们与制造业对立，而是让它们合规化，进而更好发展。

笔者认为，舆论目前更应该关切的问题，是怎么提高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仅是要提高互联网金融这些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服务业，教育、医疗这些与政府比较密切的服务业，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未来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