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劳工部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同比上涨6.2%，升至1990年11月以来最高点。这个数据大超预期，以至于包括拜登在内的多位政府要员，都不得不开始正视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拜登在经济数据发布后就表示：“通货膨胀损害了美国人的钱包，扭转这一趋势是我的当务之急。”

结合美联储此前在11月份议息会议上的表态，我们不难看出这一轮通胀的演进正在超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预期。此前几个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反复强调高通胀只是“暂时性现象”，但是在11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鲍威尔表示“必须意识到价格大幅上涨的风险，更高的通胀将持续下去，必须采取措施应对这一风险”。

不管怎样，CPI突破6对市场预期的冲击是剧烈的。这个时点上，再去争论“通胀暂时论”是否破产，已经没有意义。从务实的角度，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像拜登说的，应该如何扭转这个趋势。那如果要扭转这个趋势，美国政府具体会出些什么招呢？

从公开表态来看，拜登表示“价格上涨的最大部分是由于能源成本上升”。过去一段时间，共和党人一直批评拜登政府限制美国能源开采的做法，导致美国能源价格上涨、进而引发通胀。不过，能源价格上涨是否是美国通胀高企的主要原因，在市场上是有不小的争论的，比如鲍威尔认为“供应链瓶颈”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则指责货币宽松政策。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供应链瓶颈”二者结合，是美国这一轮通胀高企的主要原因。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也同样承受着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是我们CPI到现在还在2%以下，其中关键就是供应链运转基本是顺畅的。笔者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下决心应对通胀，释放石油储备和降低中国货物进口关税，是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比较有可能会做的两件事情。理由也很简单，由于OPEC不愿意增产石油，释放石油储备成了短期内降低能源价格最快的选择。而降低中国进口货物关税，也是拯救供应链的有效办法。

至于美联储是否会更早加息，目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联储现在在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胀的天平上面临两难处境，加息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这是美联储不愿意看到的。保罗·沃克尔当年用大幅加息遏制住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下的两位数通胀，但同时也造成了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如何在遏制通胀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或者至少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将会成为是下一届美联储主席最大挑战。

按照目前的市场预期，美联储有可能在明年年中启动加息，这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笔者的看法是，具体的影响可能比较有限，但不能掉以轻心。目前在加息预期的推动下，美元指数已经突破95，但有意思的是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突破6.4之后不久又回落到6.37附近。由于中国经济目前整体稳健，美联储加息在跨境资金流动上的冲击是可控的，这一点无需过度担心。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经济周期下行带来的压力，以及房地产、债务等个别领域的风险。只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应对美联储加息这样的外部政策变量，空间是足够的。